杜克大学第9任校长布罗德海德:我希望你们是最独特的学生 | 昆山杜克大学

杜克大学第9任校长布罗德海德:我希望你们是最独特的学生

2019年4月8日

布罗德海德教授在讲座结束后与本科生亲切交谈

杜克大学第9任校长理查德·布罗德海德(Richard H. Brodhead)近日来到昆山杜克大学,从《美国独立宣言》开始,就美国的诞生和早期发展为师生校友们带来了三场讲座。

布罗德海德自2004年至2017年担任杜克大学校长。在任的13年间,他领导创建了杜克大学多个最为知名的国际项目,包括与武汉大学和昆山市合作、在中国建立昆山杜克大学;以及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在新加坡建立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然而布罗德海德从不以缔造者自居,他总是与同事们共同分享这些荣誉。

3月22日,讲座第二天,昆山杜克大学的礼堂里挤满了人。有位听众将布罗德海德称为昆山杜克的奠基人(founding father),这个类比让他想起了美国的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他说这可把他吓了一跳。

“把我称作‘奠基人’,这可太夸张了!”布罗德海德笑着说,“昆山杜克大学的从零到一得益于中美两方诸多同事的共同努力,能够参与其中是我生命中极为美妙的一件事。”他坦言自己在早年执教和校长生涯中从未想象过日后会与一所大学的创建发生关联,“更不必说是像昆山杜克这样拥有许多成就和广阔前景的大学”。

布罗德海德是昆山杜克大学的名誉校长,他亲力亲为地在这所大学创建的每个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每次到访昆山杜克时,他的身边总是围满了学生、老师和员工。大家都渴望与这位教育专家、同时也是将昆山杜克从梦想变为现实的有力推动者交谈。

尽管拥有近五十年的高等教育教学和领导经验,联合中美两方力量创办昆山杜克大学对于布罗德海德而言仍是一项无比复杂的工程。“我想多数西方大学都没有这样联合办学的计划。毕竟,它比看起来要困难得多;不过这也是值得去做的理由。全世界的学生都在渴求现有教育无法百分百赋予的技能;他们希望大学能够让自己对未来的挑战成竹在胸、具备将所有知识相互串联的能力;期待从第一天上课起就能打开全球视角、拥有多经纬度的观察与思辨能力……而这些统统是昆山杜克的特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坚信为创建这样一所大学所付出的任何努力都是值得的。”

在整个创建过程中,布罗德海德从容闳的自传《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获得了不小的灵感和激励。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也是布罗德海德在第三场关于中美早期教育交流的讲座中所聚焦的人物。

1847年,18岁的容闳从家乡澳门远航至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于马萨诸塞州蒙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就读。随后,在老师和一位美国南部捐助者的帮助下,容闳得以进入耶鲁大学。

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容闳一心想将所学付诸实用,并把引入西方学术成果、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列为毕生追求。1871年,历经七年与朝中保守派的博弈,容闳的幼童留学计划终获清政府批准。清政府随后设立中国教育使团(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原称“幼童出洋肄业局”),开始选派幼童赴美公费留学,并任命容闳为留学事务监督,长期驻美,专管留美学生事务。据容闳回忆录所述,在听到这一消息后,他兴奋地走来走去,心中默默地赞美上帝。彼时容闳返回中国已逾十六载,他感谢“上帝终于应允了他的祷告”。

布罗德海德将容闳的人生故事看作一则寓言。“容闳在那个时代开辟出了一条中美教育交流的先驱路径。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漆黑的山谷,当中充满了无数失败的尝试,可热切的希望也一刻不曾泯灭。对于所有正在努力推进复杂的跨文化教育项目的人来说,容闳的经历也许正是一则寓言。”

布罗德海德回忆:“创建昆山杜克的过程中,我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历史中有太多不为人留心的深意,比如有时你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在与你作对,你觉得自己永远无法成功。可如果这时你将目光投向历史,你会发现历史的许多章节都是如此。但挫折永远不是故事的结尾,它们只是前进路上的插曲。历史给了我希望和耐心。”

除了容闳,布罗德海德还提到了一个中美早期教育交流中的重要人物——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蒲安臣作为一名美国政治家,于1861年至1867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曾代表中国清政府参加与美国和几个欧洲大国的条约谈判。1868年,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又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公民有居住、入学互惠权利。这使得之后容闳主导的幼童赴美成为可能。

讲座中,布罗德海德用几个实例论证了一则观点:尽管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可能会起伏不定,但从长远来看,教育投入往往会带来回报。

比如,中国公派幼童留美,所期望的是培养一批富有创造力、同时受过西式教育的政府公务人员。在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后,在1872年至1874年间,先后有四批留美幼童学生抵达新英格兰地区,不久他们就入读了美国的主要大学,如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然而,容闳的同事、留美幼童项目的另一位主管在汇报中提到了“对这个项目的担心”,最终,清政府于1881年终止了这个项目。

留美学生回国后的生活开始并不乐观,他们只能就职于初级公务员职位。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能力逐渐受到肯定,并成长为有影响力的人物,其中不乏民国时期国务总理唐绍仪、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一众赫赫有名者。

1902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的梁诚也是官派赴美留学幼童的一员。义和团运动之后,梁诚在1908年担任中国谈判代表,推动美国政府同意设立庚子赔款奖学金。此举帮助一千余名中国学生出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同时,该项目的资金还被用于建造一所预备学校,经过多年发展,该校于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顶尖的学府之一。

“相比于待在封闭的世界观里,建立开放的世界观对我来说会更加有趣。”布罗德海德说道,“在高等教育中进行创新和实验至关重要,我很自豪能为昆山杜克这样的创新性大学做出贡献。”

“但是,如果我二十年后回来,中国已经有四十所昆山杜克这样的高校,我会说,‘天哪,这我可真没想到。’不过,话说回来,我可不希望有四十所昆山杜克大学。”布罗德海德开玩笑地说。

“我希望你们成为最独特的学生。就像一百多年前容闳对他母亲说的那样,我希望你们也能对自己的父母说,‘我是最独特的一个。很少有人像您这么幸运,能够有我这么棒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