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大概是社会解读个体时最有偏见，却也最根深蒂固的标签之一。女权运动创始人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写下了一段观察：“她所属的范畴处处是封闭的，有限制的，受到男性世界的控制：不管她升得多高，冒险到多远，她的头顶上总是有天花板，四周总是有挡路的墙壁。男人的神祇在如此遥远的天上，以至对他来说其实没有神祇，小女孩生活在人面的神祇中间。” *神祇：天神与地祇，泛指神明。
在昆山杜克大学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在医学、物理、数学、环境、历史、材料、经济等领域钻研数年，成为了博士、科学家、教授，站上学业和事业的高峰，拥有非凡的智识与勇气。可在此之前，那些“人面的神祇”也曾令她们避无可避。她们被女性应该要学什么、做什么的偏见束住手脚，在他人的贬损与自我的怀疑中艰难行进。
幸运的是，她们遇见了自己的“啦啦队队长”。鼓励与支持让她们开始相信，“你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任何人，苍穹才是你的极限”。小道度己，大道度人，投身教育后，她们又成了年轻女孩们的“啦啦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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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者综合征
希腊神话中，一位名为皮格马利翁的雕刻家爱上了自己雕刻出的女神雕像，于是每天满怀期待地对着雕像说话，最后这座雕像竟真的变成了一位女神。心理学上所说的“皮格马利翁效应”便取自于此，指的是人在被赋予更高的期待之后，往往会表现得更好。
皮格马利翁效应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学，然而“女生不适合学数理化”的论调依然占据着主流。单词测试中，人们将“男性”同“科学家”联系起来的次数，远远超过 “女性”；就连芭比娃娃都会发出“数学好难”的抱怨。这些负性判断就如一颗颗自我否定的种子，不易察觉地在女性心中蔓延。
本科生院院长兼化学教授玛西娅·弗朗斯（Marcia France）常常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在小组项目中往往是男生，而不是女生，自认为是团队领导，即使他们同样优秀。同时，女生也更容易受困于‘冒牌者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表现为否定自己的能力，产生诸如‘我其实不够出色’，‘我不配拥有’，‘我不属于这里’，‘我做不到’一类的负面想法。”
玛西娅·弗朗斯教授（紫色围巾）和学生
玛西娅于1988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期间曾获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博士生研究基金，于1995年获加州理工学院有机化学博士学位。此前，她是华盛顿和李大学的化学讲席教授，并于2012年至2017年担任该校本科生院副院长，2017年至2018年担任副教务长。
可即便学业和事业成就如玛西娅，也无法避免性别偏见带来的困扰——她经历过一个无所适从的高中时代。“我的高中符合所有好莱坞电影中所展现的美国典型高中形象：女孩们的目标是加入啦啦队，男孩的目标是成为体育明星。”尽管玛西娅更爱学习和音乐，但为了交到朋友，她不得不让自己看起来和大家步调一致，这致使她“每天都活在自我怀疑之中”。
教师事务主任、生物学兼职副教授凯瑟琳·罗伯森（Katherine Robertson）在英格兰德文郡农村长大，自小便对周围动物和自然产生兴趣，大学亦选择了生物医学专业，随后在伦敦大学从免疫学硕士一路攻读至发展生物学博士，任生物学教授逾十二年。然而一直走在生物科研和教学路上的凯瑟琳却说，“我选择生物，是因为擅长并且得到了生物老师的鼓励。如果当初物理老师给了我更多支持，或许我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凯瑟琳·罗伯森教授
高中时，凯瑟琳在物理上遇到困难。母亲和物理老师约了一次面谈，商量如何帮助她学得更好。“我原以为老师会提供一些建议，但他的做法是，劝我放弃学习物理。”她听从“建议”，此后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了自己擅长的生物上。凯瑟琳热爱生物，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但回想当初仍觉得沮丧，“如果那时老师鼓励了我，我会更努力一些，应该能够解决在物理上遇到的困难。我觉得，他对我放弃得太快了。”
据她观察，这种劝说女孩放弃理工科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一个女孩很擅长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她会受到鼓励；但如果她在学习这些科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周围人就很容易对她说：那学别的科目好了。相比男生，女生受到的期待要小很多。在缺少鼓励和推动的情况下，很多女孩会默认自己不一定擅长这个学科。一旦她们接受这个想法，就不会再付出最大的努力去学了。”
数学副教授刘哲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天就站上了讲台教授微积分，加入昆山杜克前曾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丹佛大学和中佛罗里达大学，并且分别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教学奖。她的体会是“在学习数学的道路上，无论男生女生，和其它学科一样，到达一定阶段继续深入前进时，都会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挑战。面对它们的时候，男生似乎不会想太多，而女生就比较容易把这些和自己的能力相联系。”
刘哲教授（右二）和同事
刘哲也曾像许多女性那样质疑自己的数学能力。“数学博士生班上女生所占比例一般比较小，研究数学问题时男生更勇于在第一时间发表观点和制定计划，我曾经总是怀疑自己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和能力比不上男同学。”然而她的导师、美国科学院院士理查德·凯迪森教授（Richard Kadison）却说，“努力和坚持最重要。我靠的不是天赋，而是持之以恒的工作。”
最终，在漫长的求学和激烈的求职中，她顶住压力坚持了下来，班上只有她一个人在美国综合研究型大学找到了终身教职。她用自己的经历说服了自己，女性的数学造诣完全不逊于男性。她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最挚爱的事——教授数学。
“啦啦队队长”
在女科学家遭遇挫折这件事上，学术事务副校长、杜克大学 Henry Newson 物理学讲席教授高海燕是个例外。从小到大，她从没觉察到男女在学习能力上的差异，也鲜少遭遇不公平的对待。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以后，高海燕赴美留学，获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并在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随后进入阿贡国家实验室工作。加入昆山杜克前，曾先后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副教授、杜克大学物理学教授及物理系主任。
高海燕教授在实验室
为什么高海燕成了例外？她说是因为“幸运”。“我的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任何人让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孩会不如男孩。没有人跟我说，男孩子可以学物理，女孩子不要学。老师鼓励我们，无论男女，只要喜欢就去学。”
家庭环境同样给了高海燕不小的支持。“我父母都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母亲是学工的，父亲是学文的。他们的两个女儿，我跟我妹妹，一个是科学家，一个是工程师。父母非常鼓励我去学习，一直在我耳边说两个人的名字，吴健雄和居里夫人，让我以他们为榜样。”开明平等的环境给了高海燕力量，让她在核物理和教育领域一往无前，成果斐然。
在高海燕看来，“年轻人应当被鼓励和支持去追求自己热爱的事物，无论它关乎科学，人文，还是社科。”不幸的是，很多时候女性都受困于某些刻板印象，在学习科学的过程中遭遇阻碍。可正如她自己曾被吴健雄和居里夫人鼓舞，如今的年轻女孩也能在科学领域找到榜样。“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唐娜·斯特里克兰（Donna Strickland）和化学奖得主弗朗西丝·阿诺德（Frances Arnold）向全世界的年轻女性传递了一条有力的信息，只要付出心力，她们可以做成任何事。”
玛西娅在高二之前从未考虑过从事科学事业，“以前我更喜欢人文学科”。但高二那年，她上了一位化学老师的课，完全被他的幽默风趣吸引。“他真的棒极了，我现在仍然可以清楚回忆出他上课的画面。记得在教化学计量的时候，他在教室里跳来跳去，嘴里大喊着‘摩尔转换为克，克转换为摩尔’。”这位跳出讲台，将戏剧张力注入课堂的化学老师让玛西娅“一下子都听明白了，立刻就爱上了化学”。
德国教育学家爱德华·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曾说：“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玛西娅是幸运的，高中化学课唤醒了她有目标有热情的创造力量，从此决心走上化学科研之路。
在麻省理工读大学时，玛西娅曾在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化学教授巴里·夏普勒斯（Barry Sharpless）的实验室里做研究。作为实验室里唯二的女性之一，她曾一度受到不自信的折磨。“我总是在问自己：我真的能做到吗？这是正确的选择吗？”实验室里的另一位女性给了她激励。“她看起来很有能力，我总是在实验室里观察她，看着她做实验，看着她充满自信地和男研究生或者博士后交谈。她让我心生向往，我也想成为像她那样的人。”
和高海燕一样，玛西娅也拥有无比支持自己的父母。麻省理工学院高昂的学费曾给她一家带来不小的经济压力。她与父亲坐下谈话，父亲说，“我们看看你可以去哪些学校？的确，很多学校学费要比麻省理工低得多，但我知道你在整个高中都非常努力才得到了这份录取，你值得这个机会。不要考虑财务问题，只要想清楚什么大学最适合你。”家人的支持让玛西娅顺利进入麻省理工，并从事自己热爱的化学科研。
尽管玛西娅的父母自始至终没能弄明白女儿在做什么，“我妈妈说，我的博士论文标题中她唯一能看懂的词是‘的 (of)’。”但母亲仍拿走了一份玛西娅的论文，自豪地摆在书架上。
“家人是我的‘啦啦队队长’。”玛西娅说，“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需要这样的人，他们应当有意识地去鼓励、支持孩子——你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任何人，苍穹才是你的极限。”
小道度己，大道度人
佛家说：“小道度己，大道度人。”昆山杜克大学的女科学家们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并未忘记那份植根心底的社会责任。一路走来所受的鼓舞和支持让她们得以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因此投身教育后，她们也希望成为女孩们的“啦啦队队长”。
高海燕从儿子五年级开始，每年都会去孩子的学校做物理科普讲座。除了讲座内容本身，更重要的是让班上的男生和女生们知道，物理学家里有男性，也有女性。以及，即便在男性占多数的领域，女性也可以取得不俗的成就，甚至成为教授。
女性榜样能够激发皮格马利翁效应，增强女孩子们的自我期待，减少无意义的自我怀疑。高海燕提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都在通过引入女性学者来提升群体的多样性。同样，昆山杜克大学也在招募越来越多优秀的女性教授和博士以发挥榜样作用。
校长冯友梅是医学卫生领域的教授，此外还有全球健康副教授阎丽静，环境科学助理教授李彬彬，社会科学助理教授王宇，美国文学和历史学助理教授塞丽娜·莱·亨德斯（Selina Lai-Henderson），人文学助理教授查蒂塔斯·克拉博蒂（Titas Chakraborty）等出色的女性教员。校学术及行政人员中，校长助理李慧是经济管理学博士，图书馆馆长徐鸿是图书馆信息科学博士，校长办公室主任李杞秀是材料科学博士，硕士项目和招生主任汪舒怡是环境工程学博士。她们的存在让年轻女孩们看见了女性在众多领域的巨大能量。
© Frederique Matti
玛西娅组建过一个由女教师构成的教学小组，她们定期碰面，讨论女科学家、女教员、女学生，以及在校园里观察到的性别差异。这个小组花了大量时间商讨如何帮助女性在课堂、教学和研究中建立自信，减轻她们的自我否定倾向，唤醒她们的内在能量。
刘哲在面谈时间经常遇到前来求助、犹豫要不要放弃数学课的女同学，她有时会同她们分享自己带过的其他学生的故事。“我在宾大教书的时候，教过很多法律、工程、商学、社科学院的学生。课程结束有时再见面，同学们都说很感激当时我推荐他们多学了一些数学课，哪怕不是所学专业必修的。有次一位同学回忆起在谷歌的面试，发现很多问题都和数学相关，甚至就是数学题。比如有公司这样问到，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得让乘客登机？大家就会想到如何安排不同区域的乘客，前面、中间，后面，哪个区域优先？如何划分不同区域才能使结果最优？还是混合不受区域参数限制？乘客的年龄要不要考虑？不知不觉这里面就涉及到数学的问题和模型。”
“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鼓励和建议同学们尽可能多学一点数学。抛开所谓的其实完全不存在的‘数学恐惧症’，也无需立志成为数学大家。学一点抽象的思维也好，几个实用的技能也罢，就是别太快和数学说再见。大学基础数学课的一些表象特征，比如计算和公式有时确实让人苦恼，但是别离开，往前进一步就是另一种风景。分析、逻辑、空间、模型，无处不在，严谨又精妙。学数学的本质在于培养一种数学思想，这对同学们的将来会很有帮助。”
凯瑟琳在美国教书十余年，中学被物理老师“劝退”的经历让她非常关注教育的力量。“在美国，教育界有非常强烈的呼吁，呼吁女生学习物理、数学、计算机等 STEM 学科（STEM: 由 Science 科学，Technology 科技，Engineering 工程，Mathematics 数学四大类学科组成的专业总称）；呼吁教师向女生提供更多的鼓励和支持。这已是美国全国性的行动，不论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在昆山杜克，我们也希望教员们能启发、鼓励、支持对 STEM 专业感兴趣的女同学。很多人生选择都充满了偶然性，这样的引导将为女孩们带来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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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山杜克，女科学家们如暗中萤火，始终秉着十二分的勇气与生命力，为女性议题挺身而出。她们是“啦啦队队长”，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女孩们，哪有什么天花板，哪有什么该学、不该学，哪有什么应当成为的人？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
她们不愿温和地走进良夜，她们要打破“人面的神祇”。
撰文：祁蕾、谭好
